2013年 作者与编者

编者按：

作者礼露，资深记者。她在2003年京城爆发的“非典”（SARS）瘟疫中不幸感染，九死一生。十五年后，她写下的这篇纪实报告文学，既是对当年SARS疫情的真实回顾，也是对抗疫战役的客观总结，同时还为将来的防疫工作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和有价值的参考。

《疫城往事：2003求生记》（三）

作者：礼露

献词

谨以此文悼念十五年前在那场烈性传染病中不幸罹难的人们

记者生涯，写文先要去采访，记录，调研，查证....唯有这篇好！2003求生记——只需在键盘上噼噼啪啪任记忆的小溪涓涓流淌......好轻松哦！虽然讲的是并不轻松的故事。

（病史回顾：我于2003年4月7日带人看病获院内感染，4月10日发病：高烧、腹泻浑身酸痛......13日首赴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白细胞计数低，淋巴计数高，胸透未见异常，抗生素治疗。16日，胸透显示左肺感染.....）

大毒窝惊魂90分

4月16日晚，又该去人民医院输液了，就是上午门诊开的信立泰，一天两次，要去急诊打。此时出门，万般纠结，虽然离医院不足千米，可是怎么过去呢？走去？很吃力。打的？有罪感。当时的外界，人们还没有被警示，出租司机都没有防备。他们全然不知情，所以也不会因为你去医院提出拒载。之前多次打的去医院，心里没鬼，但这次，心里不妥了。

我和礼彬说要不咱们慢慢往那里蹭吧。

输液在急诊留观室。那里有几十名发烧和别的病的病人，都在医用推车床上，每排七八床，能有五六排的样子，邻床间有的拉着帘子有的没有。

这个留观室是由天井密封改造的，没有自然光源和窗户，设计时显然没有考虑到通风换气。我们进去时就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室有四、五百平米的样子，里面灯光灰暗，闷闷的。

　那些天就诊的发烧病人越来越多。人民医院不是SARS定点医院，却无法转出病人。轻的能走动的就被放回家，放回社会。无家可归的，动不了的，垂危的，就躺在这个临时留观室里。情况很复杂：不一定发烧的就是SARS，没发烧的就不是，谁也不知道谁是谁不是，大家就混在一起，所以交叉感染就那么发生着，医护人员纷纷倒下，这是最悲催的——医护人员一旦被感染，在倒下之前或发病之后，如果还坚守岗位，将传染给更多人如其他患者、同事、陪护、家人或他们可以接触到的所有人，病毒追求谁，是没有道德选择没有道德底线的，不管你白衣天使或是谁，一视同仁。过去我们有口号：轻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这些一直被表彰的先进行为，此时都被无情的质疑和嘲讽了。

但患者和陪护毫不质疑，生病来医院天经地义的，医生没病的，百毒不侵的，不可能带病毒传染的...大家前赴后继心无芥蒂的涌来，里面就有我和阿彬。

在那个春天，北京所有的大医院都面临来不及选择的选择。解放军301医院、东直门中医院、朝阳医院、通州区潞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武警总队医院.....成为前期感染者集散地，即是病毒大规模集散地。很多病友有和我一样甚至更糟的遭遇，他们大多数是院内感染的受害者，医院成为他们心中的噩梦。我听到东直门中医院的病友讲，他们可以确定先期感染的医护人员是第二代传染源，是传染链的前端，因为医护人员无防护带病上岗或院内活动，后来几十人，大多是住院陪护的探视的问诊的总之本来健康的人都被染上，在院内染上又传播出去再带回本院或游走到其他医院，恶性循环的悲剧就这样鬼鬼祟祟的上演，就有张姓一家族7人这样感染发病最终4人去世。曾亲聆东直门一病友回忆时哭诉：我，我们不懂，我们不知情，医院不懂吗？他们不知道这么厉害吗？生生传染了这么多人，为什么...！...！

猝不及防，防不胜防，在医院里比在外面更危险。真假难辨，敌友难分，没有人可以信赖可以依靠！

首先遭到突袭的医院当时用溃不成军形容比较准确，人民医院急诊值班院里值班大夫越来越少，夜里只有一两名，找领导是找不到的。住院处护工差不多都跑光了，4000块一个月也没人肯干。这样，住院处和留观处危重患者的境况就更不堪了。如我所见——

16日夜此时，留观室，我想租个床车，见正好有个空的，不想马上有人告诉说，那人白天刚死去，被袋子装走的，床还没退。后来终于在里端租到，可以躺下来输液了。

这是最后一次我让阿彬陪我。阿彬的防护又加了一道：白手套。一袭黑衣，墨镜口罩，皮夹克的领子立起来。身在大毒窝，他惊恐的目光我看不到，但想象得到。这些天，他陪着我出生入死，每次我都假装不让他陪，可他执意，我便默许。自私哦，人！我害怕被人收走，从此没人知道去向。记得当时刚有手机，但我还没有。

输上了液，我让他先回去不必等，他不肯。我说那就到外面透风的地方呆着。可他刚路过邻床就被叫住，病人四十左右的样子，脸烧的通红，厉害地喘息着，他吃力地求阿彬去前台交款交单子还有去药房取药，说了几次谢谢，我们还以为他没有家属，想不到挨着他的邻床，病得更重的女人是他妻子，她人当时已经昏迷.....

输液中，在我的正上方天花板不到两米的地方一直有奇怪的声音，声响很大，像呻吟？像开水沸腾？像抽水烟袋？是深长的叹息？....我就一直纳闷，上面是什么地方？什么人在那里？他怎么了？诡异和惊悚令我加速了点滴，只想快点离开。

输液大概一小时半，其间阿彬又帮助两个危重的无力办事的病人办了事，他们都已不能自理，却没有陪伴。

中间，突然急冲进来一群打工青年男女十来人，护送一名腿部外伤的同伴，他们没戴口罩，毫无防范，到我们走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

逃离大毒窝，第二天早晨，我做了决定——让万莹和礼彬立刻搬出去，离开家。万莹是我的朋友彭明榜介绍来的，武汉大学新闻系高材生，当时大四还未毕业，在中国青年杂志实习，此时来我家借住还没有两个月，她是个聪明懂事的女孩，每天去上班，但我去医院她都主动请缨要求陪护，觉得自己一女孩，照顾我也方便。我是坚决不允的。阿彬不同，谁让我们是亲戚呢。但是经历几进几出人民医院，我眼见越来越可怕的景象，心里开始被后怕、后悔，被深深的内疚折磨，我知道这个时候就算离开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许都已经晚了，或许他们已经被传染，或许正在潜伏期，在发病的前夜？

此时我发病已经第七天，按照发病5到7天患者不治而亡，大限已到。我别无选择。

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礼群去广西出差前过来留了一万元钱，，这笔经费我们分了，两位青年走了，消失在疫城夜幕中。走之前将可以压水的电热水壶水杯和电话座机安放在床头我方便够得到的地方。

回想和两个年轻人同一屋檐下风雨患难的那些日夜，有几件事难忘：阿彬见我总不退烧，自己去药房买了退热药，非逼着让我吃，我不耐烦了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吃，还冲他发了火，至今还记得他那委屈、无辜、受惊的眼神。如果我有多点儿力气当时会和他讲，人为的药物降烧是自欺欺人，并且会掩盖病情误导确诊。这是我一直的理念：认为高热是自己身体抵抗力与病毒或细菌厮杀的结果，是病毒的克星.....万莹，发病后我格外注意不与她近距离接触，幸亏家里的条件还好，三室两厅两卫。但在我高烧不退时，她进来站在床边耐心用酒精为我搽身物理降温，真是冒险！她一直称我礼老师，却有一次被老师训哭：我自己不便去厨房，但想吃鸡蛋羹，万莹说她会，结果挺长时间都做不出来。我戴上口罩去厨房一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长叹一声说，哎呀，你怎么做事也不动动脑筋，这样子，蒸汽能上来吗？

之后我很内疚，一个八零后独生子女，怎么对人家这么苛刻，并且是那种境况下，心想他的爸爸妈妈知道了得多么心疼啊！

可能当时我拿她当自家人了，没有见外。当时想不到的是，万莹后来成为我的弟媳，非典之恋是《疫城往事》中最美的一篇....

2018年4月20日写于北京玉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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